娶了,并和两个继女一起居住。
爱因斯坦此时在柏林还有个长期情妇,那个情妇正是继女玛戈的闺蜜,私生活说起来似乎显得很乱。
周赫煊收回目光,对爱因斯坦说:“很荣幸能跟您当面交流。”
爱因斯坦笑道:“你们中国的学者,好像都是这么年轻。”
周赫煊把这句话理解为轻视,立即回道:“你创造‘奇迹年’的时候,也很年轻。”
“哈哈,你说得很对,年轻不是罪过,而是一种资本,”爱因斯坦听出周赫煊的不满,改变态度道,“抱歉,可能我刚才措辞有误。几年前我去上海的时候,就遇到好几个中国学者,他们都非常年轻。我还记得有个叫张君劢的年轻人,他跟我讨论了社会主义。”
不仅有张君劢,周赫煊的另一位朋友张季鸾,也是当年陪同接待爱因斯坦的人。
周赫煊问:“您对中国印象如何?”
爱因斯坦想了想说:“很复杂。”
“复杂?”周赫煊道。
爱因斯坦回忆说:“当时我走进上海的某条街道(南京路),路上全是热情的青年学生。他们脸上写满了狂热,甚至用双手把我举起来,这是我在其他国家从没有受到过的待遇。他们显然很尊重和热爱科学,而我在那一刻成为了科学的化身。从这点来说,中国是一个蕴含巨大潜力和希望的国度。”
周赫煊问:“还有呢?”
爱因斯坦继续道:“我喜欢中国的艺术,我在上海听了东方传统戏曲(昆曲),虽然不知道演员在唱什么,但感觉非常享受。还有一位叫王震的中国画家,邀请我去他家里作客,并送给我一幅中国画。不管是艺术,还是科学,中国都留给我很好的印象。让我心情糟糕的,是中国人的生存状况。上海的欧洲人和中国人,社会地位有着明显的差别。欧洲人形成了一个统治阶级,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。当我给一位中国服务生小费时,可能是给得太多了,他激动得当场给我跪下磕头。你知道吗?那一刻,我感觉自己回到了中世纪。中国人给我的深刻印象,就是一个受折磨的、鲁钝的、未开化的民族,跟这个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毫无关系。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,在劳动中挣扎着活着,显得那么愚昧而顽强。”
周赫煊做为21世纪的穿越者,他对此很有感触,因为这也是他刚穿越时的感觉,苦涩道:“中国人正在抗争,前两年北伐战争的胜利,虽然对中国社会没有太大改变,但总体上是朝着好的方向在发展。”
爱因斯坦说:“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你们的革命,中国正在一次次革命中觉醒。”
周赫煊笑道:“听说你是苏联的忠实拥护者?”
“是的,苏联是个神奇而伟大的政体,列宁也是最伟大的革命家。”爱因斯坦还真是列宁的脑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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