性杂志,主编胡适、丁文江和蒋廷黻都是义务担任,不拿任何工资报酬。这本杂志存在了五年,期间发表大量时评文章,在开阔国人眼界的同时,也为抗战产生了积极作用。
其中蒋廷黻还因为在《独立评论》写文章,被常凯申三次召见,最后受邀担任中央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,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。
周赫煊当即答应道:“这种事我当然要加入,每周一篇政论文章,定然按时保质地送到。”
“如此,谢过了,”胡适高兴地说,“有明诚的醒世文章,必然能够取得良好效果。”
胡适此人虽然在政治上很天真,但关于“九一八事变”的处理,他的观点非常理性且正确。
在“九一八事变”发生后,南京国民政府只想着依靠美国和国联解决,却迟迟不肯跟日本交涉。
当时日本内阁还没有偏向军方,主动提出五项谈判原则,大致上想要把东北恢复到“九一八”以前的状态。按照日本内阁的要求,虽然中国会失去部分利益,但完全是可以接受的。
胡适多次写信给宋子文,主张及早跟日本人交涉。但南京国民政府就像一头鸵鸟,把脑袋扎进沙子里,既不敢对日宣战,也不敢跟日本谈判,白白浪费了大好的外交时机。
事实上,只要当时中国和日本达成外交协议,那么就在法理上站稳脚跟。即便日本内阁反悔,中国这边说起话来也更硬气,会导致日本的国际外交状况更加险恶。
这是个很扯淡的事情,不知道中央政府当时在想什么。
前些日子,国际太平洋学会预定在上海举行,胡适被推选为会议主席。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,胡适决定延期举行会议,后来经过仔细考虑,又决定不延期。胡适认为,“因为本次太平洋会议是个极好的机会,可以提出中国事件供讨论”,他想利用会议谴责日本的无耻行径。
可惜一群国际知识分子开会,根本翻不了天,顶多也就激起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同情心。
周赫煊也是接到会议邀请了的,不过会议期间,他跟随张学良去了锦州。
对于张学良,胡适在文章里是如此评价的:“东北的沦陷,虽然不是那一个人应负全责,然而张学良先生以军政两方的全权领袖资格,负的责任最重最大,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……少年的得志,几乎完全毁了他的身体和精神……以身败名裂的人,妄想支撑一个不可终日的危局,将来再要寻一个可以从容下台的机会,怕不容易得了。”
周赫煊送走胡适,摊开纸笔开始抽烟思考,良久动笔写下标题——日本政治的二元属性以及关东军的东北扩张计划。
所谓知己知彼,百战不殆。
《菊与刀》一书虽然全面阐述日本,但许多细节不可能写清楚。
既然胡适创办了《独立评论》,周赫煊正好借助这个平台,深入剖析日本各国的情况。每篇文章写一个方面,几年下来,至少能给中央政府那些官老爷们提供点抗战参考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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