言,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,故治;小人在朝则天下乱,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,使人主多乐而怠心长,故乱。”
赵宁说道:“先生说德泽不可恃,又说君子入朝,则天下治,朕不解。”
你一边说不能过分依赖道德,一边又说要让道德高尚的君子入朝,天下就能长治久安,岂不是矛盾?
罗从彦说道:“是以,君王当仁与法一,朝廷大奸不可容,朋友小过不可不容,若容大奸必乱天下,不容小过则无全人,朝廷立法不可不严,有司行法不可不恕,不严则不足以禁天下之恶,不恕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情。”
赵宁再也忍不住:“善!先生此言如金石!”
罗从彦所说的仁与法一,是指仁德和法治要统一,朝廷既要懂得施以仁政,也要严厉执行律法。
这补充了他上一句只靠君子立朝而治的缺陷,这也是许多儒生不具备的思想。
罗从彦不愧是北宋末年思想大家,赵宁算是切身体会到。
不过,什么叫思想家,什么叫政治家,得分清楚。
思想家有通透的思想,政治家不仅有通透的思想,还有老练的治国之术。
思想家更侧重道的层面,政治家道与术皆通。
罗从彦是思想家,不是政治家,这一点赵宁清楚。
没关系,他本身就没指望罗从彦能从政,他需要的是罗从彦在官学中,发扬他的思想。
不在苛责于人,而在于能者居其位,从善如流。
此乃用人之道,亦是君王之道。
赵宁说道:“赐先生观文殿大学士。”
观文殿大学士是从二品官员,比包拯当年的龙图阁直学士的正三品还要高。
当然,这是虚职,属于恩宠至极。
罗从彦道:“谢陛下,臣必尽心竭力。”
古人以忠义来维持等级秩序,而上位者权力过大,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?
何以约束权贵?
中国古代是外儒内法,表面上是儒家,其实内核很依赖法家。
但古代的法,如何约束权贵阶层?
罗从彦说以德正官,让官员修心养德,又说要仁政与法统一,严格执法。
这些都是道的层面。
如何严格执法?
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。
法之执行,牵涉多方博弈平衡。
从宏观层面,权贵阶层不可能用法伤害自身利益。
权贵内部的监察,有一定作用,但终究是自查,却也缺了威慑力。
那怎么办?
所以,太宗才说:民可载舟,亦可覆舟。
民是法之公正的威慑者。
罗从彦退下后,赵宁心绪难平,在文德殿沉思良久。
他又提笔开始写:《舟民之论》。
官学堂成立迫在眉睫,此事也办得非常低调。
五月二十七日,赵官家安排了第一批进官学堂的官员,全部是农政司的年轻官员。
官学堂的教材都准备好了:《实事求是》、《官论》、《舟民之论》。
当然,还有罗从彦的《语孟解》、《书斋记》、《遵尧录》、《台衡录》、《中庸说》。
至此,新政衙门和新学第一次结合起来。
大宋朝新政这才算是真正登上舞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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