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大问题上,安重诲过大于功。比如在两浙钱镠问题上,“绝钱镠”成为安重诲的死罪之一;再比如两川问题,趁热打铁回顾一下,安重诲在两川问题上的处置方法非常典型,他不顾客观事实,强行推进两川之战,使得朝廷损失惨重,所以“逼反两川”成为他的另一项死罪。李嗣源的朝廷非常弱势,无论是政治、军事、经济,全方位无死角地弱势,所以李嗣源处处表现出了妥协与退让,略显懦弱。而安重诲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,像一个口嗨的键盘侠,如果只是口嗨,也就罢了,但他真的付诸实践,毁国无穷。安重诲就是一个“爱国贼”的鲜活案例。有时候,我们的隐忍不是懦弱,而是韬光养晦,不是不报,只是时机未到。安重诲唯一一次的“鸽派”,是在处理淮南问题时。当时徐知诰为了稳定内政,而诈称要献国归降,举淮南之地向中原称臣,希望得到安重诲的诚意。安重诲被成功忽悠到,以一条价值连城的玉带作为信物,赠予徐知诰,并劝李嗣源不要武力干涉淮南内政,安心等他投降。徐知诰欺骗了安重诲的感情。安重诲好不容易“鸽派”一次,竟遭如此戏弄,于是大发雷霆,极力教唆李嗣源对淮南动武,幸亏李嗣源明智,没有听从。而安重诲对淮南深深的敌视,也成为他的另一项死罪的来源。其实这些死罪的控诉,都不是李嗣源处死安重诲的真正原因,而是借口。安重诲跌落神坛,是因他树敌太多。他性格耿直而刚烈,眼里不揉沙子,其实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纪检委领导。然而随着他权势的快速增长,难免会压制不住心魔,德不配位,为公的同时也谋私。而真正导致他身败名裂的直接原因,是他卷入了一场最凶险的政治斗争,触碰了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容触碰的底线——立储。这里的水太深,他把握不住。自李嗣源登基之后,短短几年之内,安重诲党同伐异,在排斥异己的道路上毫不手软,令人生畏:1,豆卢革、韦说此二人是前朝宰相,废物点心、马屁精,无所建树,一朝天子一朝臣,拿掉这二人,倒也无可厚非。只不过安重诲的手段有些残忍,当时,两位前朝宰相已经获罪,被剥夺了一切官职,在家养老退休,永远地退出了政治舞台,已经不再对安重诲构成威胁,但安重诲仍要赶尽杀绝,追究二人在荆南问题上的失误,赐死。2,任圜因与安重诲政见不同而遭排挤,同样是被剥夺一切实权,在家退休养老,而安重诲也诬告他密结朱守殷,赐死。这三位前朝高级官员的含冤而死,特别是任圜的死,让安重诲的形象一落千丈,有识之士纷纷指责他气量狭窄、公报私仇、赶尽杀绝、毫无人性。连安重诲自己都觉得有些过分,但即便自责,也要这么做。安重诲在立国之初就为自己打造了一副“顺我者昌,逆我者亡”的恐怖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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