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么简单,他们带给后唐王朝的最大威胁是与契丹人的勾结。拓跋李氏从一开始就不是中原王朝的脑残粉,即便是在“黄巢之乱”时,也是扮演着雇佣兵的角色,有钱就是爹。利益永远高于一切,向中原王朝的称臣只是一时权宜之计。而随着中原王朝的日渐衰落和契丹的日益壮大,夏州定难军的政治立场也越来越摇摆,对待后唐的态度明显不如对待后梁。特别是契丹的几次西征,让党项人吃够了苦头,也让他们刷新了对契丹和中原的认知。夏州的这种态度转变,引起了后唐王朝的极大警觉和恐慌,如果夏州定难军与契丹狼狈为奸,将会对中原王朝形成可怕的钳形攻势,从东北到西北,像一把悬在后唐头上的大刀阔斧,这让李嗣源寝食难安。西部诸藩也时常打小报告,说夏州李仁福暗通契丹。如今,好消息传来,李仁福病逝,部将推戴其子李彝超袭位。于是,李嗣源用“移镇”来套路李彝超,任命李彝超为延州彰武军留后,同时任命延州彰武军节度使安从进为夏州定难军留后,并派邠州节度使药彦稠率五万大军,以宫苑使安重益为监军,护送安从进赴任夏州。名为武装护送,实为强行接管。李彝超上疏陈情,大意是说蒙圣恩任命延州留后,我深感荣幸,也非常愿意服从组织上的安排,但是——我们家族治理夏州很久啦,而且一直颇有善政,人民群众、三军将士都非常拥戴我,舍不得让我走,非得让我留下,盛情难却呀,组织上要不要再考虑考虑,让我留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上吧。少来这套!李嗣源认为夏州贫瘠偏远,实力不强,且李彝超年少无能,又是新袭父位,统治基础不牢,正是武力剿灭的好机会,于是写了一封颇具威胁语气的话,态度强硬地回绝了李彝超的请求,命令他立刻移镇。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,李嗣源当然要把移镇的理由说得冠冕堂皇一些,于是李嗣源向夏州人民解释道:夏州穷困而偏远,李彝超年少,不能有效应对外族的入侵,所以才让他去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,这是组织上对他的照顾和爱惜。在诏书的后半段,李嗣源举眼前的例子陈说利害:“从命则有李从曮、高允韬富贵之福,违命则有王都、李匡宾覆族之祸。”李从曮,即李茂贞之子李继曮,主动献出凤翔后,仍在后唐享有节度使之职,享受着荣华富贵;高允韬,高万兴之子,高万兴原属凤翔李茂贞集团,后降于朱温,坐镇鄜州、延州,后梁灭亡后归附后唐,仍然保留了原有封镇和爵位,高万兴死后,其子高允韬袭父位。李嗣源以李继曮、高允韬两位识时务者为正面典型,告诉李彝超,只要诚心向我后唐称臣,哥一定不会对不起你。而后半句,则举出了定州王都、朔方李匡宾的反面例子。“又若王都之贪上谷,李匡宾之吝朔方。或则结构契丹,偷延旦夕;或则依凭党项,窃据山河。”他们的结果呢?“才兴讨伐,已见覆亡。”“何必广引古今,方明利害。只陈近事,聊谕将来。”害怕李彝超听不懂,李嗣源干脆发出了赤裸裸的威胁:“彼或要覆族之殃,则王都、李匡宾足为鉴戒;彼或要全身之福,则允韬、从曮可作规绳。朕设两途,尔宜自择……马步兵士五万人骑,送安从进赴任,从命者秋毫无犯,违命者全族必诛……”诏书的主题思想很好get:顺我者昌,逆我者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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